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浙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突破口与主攻点是"提低扩中",可从五个方面重点着力:深入推进"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向"共富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美丽乡村向"共富乡村"的迭代升级;打造共同富裕文化与人文场景;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在资源禀赋既定的条件下,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获取最大收益。以人均土地作为资源禀赋的衡量指标进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农户对合作社服务类型的需求亦有不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人均土地多的地域,适合建立生产类合作社,以促进农业投资;在人均土地少的地域,适合建立销售类合作社,以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基于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建立农民合作社必须考虑资源禀赋结构,提供正确的支农为农服务类型,从而更好地促进"三农"发展。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品牌化经营作为乡村建设的新领域,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以安吉县鲁家村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出该村的乡村品牌化经营策略:建设美丽乡村,因地制宜规划村庄;依托乡村资源,发展产业支撑品牌;专业化运营品牌,提供多元化服务;发挥品牌主体力量,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树立正面品牌形象,实现多元化营销;提升乡村品牌质量,建设品牌保障机制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推动美丽乡村规划先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建机制、提升乡村品牌价值、构建乡村品牌化经营标准体系等实践启示。
"钞记"是对《行事钞》进行随文注释的文献类型,其在南山律宗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作为南山律祖道宣的故里,湖州在钞记文献的递衍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崇福、灵■、志鸿、赞宁等湖州籍律师皆撰有影响较大的钞记,而当时重要的同类作品在此地亦多有流传。诸家钞记在湖州的碰撞与交融,不仅丰富了这一文献类型的内容和体例,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南山律学的繁荣。
释皎然不仅是中唐一位著名的诗僧,而且是杰出的诗论家,无论是为僧前还是为僧后,都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这些具有明显现实性的诗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身现实:求学赶考,求仕不畅,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二是社会现实:身遭战乱,忧心国事,体现忧国忧民之情;三是边塞现实:关注边塞,赞扬边塞将士保家卫国英勇杀敌,体现爱国之心。释皎然创作现实性诗歌的原因既有时代使然,又有个人际遇,也有佛教世俗化和禅宗灵活思想的推动等。释皎然诗歌的现实性实际上是一位生活在伟大时代背景下,身为僧人却士心仍存的亦僧亦士文学家的典型文学创作表现。
生活适应教育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间在美国中等教育领域出现的教育改革运动,"伊利诺伊中等学校课程计划"是生活适应教育运动树立的州典型。课程改革重视基础调查,提倡社会课程与学科课程相结合,强调学校和社区合作,开设以问题为中心的"共同学习"课程,注重加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联系,着力培养青少年有效生活的态度、能力和习惯,体现了实用主义、社会效率和社会重建的精神。
教师教育研究需要回归实践现场,分析教师教育实践场域内的要素。通过分析教师教育现场存在的"教师教育者""教师学习者""内容"和"环境"四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可以建构一个教师教育的实践生态模式。实践生态模式下的教师教育基于生态取向的哲学基础,倡导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复归人的主体性和创生性的建设路径,表现出系统性、主体性和动态性的特征。教师教育实践生态对教师教育研究及其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历时性、共时性与现时性等诸多启示。
"诗"字的后起并不代表"诗"这种文体的后起。在"诗"字出现之前,已存在"诗"。由"诗"之文体到"诗"字的出现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经历颇长的时间。对"诗"的把握应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诗"字出现之前"诗"文体的存在状况,且称为"诗Ⅰ";二是"诗"字出现之后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的状况,为"诗Ⅱ"。"诗言志"说的提出虽然当以"诗"字出现为前提,但"诗言志"之观念显然早于"诗"字出现。"诗Ⅰ"阶段的"诗"大都伴随祭祀仪式,是一定祭仪的产物,其中的"志"主要呈现公共的、群体性的特质。当然,早期的"诗"确实存在个体性、私人化情感,不过这种个体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群体的性质。随着"诗"字的出现,不仅促使"诗Ⅱ"阶段的到来,也使"诗言志"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诗"字的出现是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诗Ⅱ"阶段的"诗言志"主要体现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它们与《诗经》紧密相关。当然,"诗言志"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整体言之,"诗言志"的内涵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不同时期的"诗"有着不同的"志"。
处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现场,新生代小说对此时段渐成气候的消费文化进行了细致描摹和理性观照。新生代小说所书写的消费,主要包含消费欲求、消费观念和立场、消费资源的争取以及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消费体验和感知等承载消费文化内外层面的环节、要素。新生代作家从事消费文化书写的主观原因在于审视、反思和质疑、批判消费文化,以求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势不可挡的实存消费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冷却、纠偏、扳转作用和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郡书等地理书,神怪故事记述颇多。这些故事不但具有丰富而多彩的内容,而且在叙事笔法上,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神怪论人世的笔法趋向、叙事空间的构建与拓展、叙事的视角选取、奇幻怪诞的意境传达等诸方面。地记郡书通过这些笔法对神怪故事进行精彩记述,从而大大强化了地理书的文学意味,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大数据带来的是一场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全新的价值理念凸显。"互联网+"的诞生与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信息的传播模式,给人们的伦理世界带来诸多便利,但也带来一系列烦忧。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然而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终结"一切。大数据时代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的时代,大数据时代的伦理图景也是确定性与不确定的统一,这种伦理图景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思考大数据时代的伦理问题,需要运用历史辩证的思维方法,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立足于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现代信息革命的内在要求与边界,来审视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伦理图景,才能获得更加有效的论证方式和更有说服力的思想资源。
吸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需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新乡贤与古乡贤、新乡贤和村"两委"、新乡贤文化和传统乡贤文化、"浪漫化"和"污名化"、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子过河"五种关系。新乡贤与古乡贤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新乡贤是古乡贤在当代社会的新生。新乡贤只是辅助而非主导乡村治理,与村"两委"是协助和主持、建议和决定的关系。新乡贤文化不是复古泥古,而是在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扬弃发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既要反对"污名化"肯定新乡贤的积极作用,又要反对"浪漫化"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负面情况;既要"摸着石子过河"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又要加强顶层设计注意统筹规范发展。
中国社会语言学自诞生以来,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随着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语言学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新任务,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社会语言学应当在坚守此前研究领域的同时,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切实回应社会发展新变化,更加重视对多方言县域语言生活的研究。
西北汉简为汉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信息。但简牍残断、简文漫漶等使得部分文字不易释读或释读不准确。根据红外线图版、文例等,可对部分简牍释文进行补释和校订。篆书习字简EPT59:369内容应与《苍颉篇》有关;73EJT23:898中"许""遣"等七字可以补释,其年代可考定为居摄二年;73EJF3:220所载为"觻得长",反映了西汉时期"令""长"职官制度的变化,木简年代或在甘露年间之后;72ECC:43中所谓的"戊寅"当释"十七日",其年代可能为永元十六年。
《史记》"与父老约法三章"一句中,辛德勇认为"与"做介词"给","约"做"简省"义。此句的"与"应是连词"和","约"当作"约定"义。文献中"与……约"格式的语例都应解释为"和……约定";"约定"在语义上要求3个动元成分共现,而"省约"的语义上只要求2个动元成分共现,故本句的"约"必须是3价动词;"项羽僄悍猾贼"一句,《汉书》写作"僄悍祸贼",两处写法皆确,不需要以《汉书》来改正《史记》。结合"猾"和"祸"的语境分布和组合上的差异,以及篇章结构上的不同,可以推断出该处异文在语用功能上的差别。
隐喻思维不仅存在于语言模态中,还存在于图像、声音和动作等模态中,图像是隐喻概念化的一个重要媒介。以法治漫画为例进行图像隐喻识别实践探索,分析如何逐步理解图像语篇的整体意义和识别图像隐喻,同时辨别图像修辞或语言图像双关现象,以期为图像隐喻识别与解读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期刊名称：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创办日期： CreateDate 主管部门： 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 湖州师范学院 刊期： 月刊 电话： 0572-2322051 Email： xuebao@zjhu.edu.cn 国内统一刊号(CN)： 1009-1734 国际标准刊号(ISSN)：33-1018/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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